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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房媳”爆料人自称揭负面遭报复入狱8年

来源: 重庆私家侦探公司 发布日期:2019-08-21 20:34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他盼着节日赶紧过去。  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重庆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最近,人们忙于过年,事件渐渐冷了下来。但他没松气,一刻也没闲着,每天都忙着和线人沟通,搜集证据,继续发博。等正月十五一过,公众的视线重回微博,他将继续网络爆料。  “反腐,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做得到的,我爆一个料,挖出一个线索,传统媒体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证据必须确凿。”高勤荣说,“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上头’号召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群众实名举报,纪委就会查。这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高勤荣说,他现在无正式职业,靠跟朋友倒腾点小生意勉强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撑他的是20多年的新闻理想。  1984年,高勤荣进入新闻行业。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从此在舆论监督的战线上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因为揭露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8年,至今仍在不断申诉。出狱后,他虽然没了记者证,却赶上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于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千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喜欢新闻这个行当。“某些基层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个蒙冤8年的反腐记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虽不是梁山好汉,但有铮铮铁骨。”他在微博的名字叫“高勤荣扬眉剑出鞘”,名字中透着个性。  “闹他!继续大干。”老高情绪激昂。  和记者面对面谈新闻、谈理想,他时而愤慨激昂地拍桌子,时而感动得眼泪打转。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因报道老家的负面新闻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刚去报社,写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层去多了,知道的“坏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开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书记之子强奸多名妇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奸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奸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会议结束后,高勤荣马上给山西日报发了一篇稿子。后来,这位副局长的职务也被免了。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总编对他说:你捅这么大娄子,我当时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从此,高勤荣做监督报道越来越有感觉。  第三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合作,当时山西省正搞第六届全运会,各地市代表队在全国范围内借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成风。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调查后刊发文章,又在全国引起轰动。  “那时候找到当记者的感觉了,太刺激了,很有正义感。”高勤荣挺了挺腰板说,从那时起,在山西新闻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多,每次出去采访,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都愿意跟着他。  两次流泪  “我可不是‘刺头’。”老高说,写了一辈子稿子,正面报道占了3/5,“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弘扬正气,唱主旋律。”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黎城县有一个村支书,为了使全村富裕起来,带领全村人种大棚菜、建石沙场等,成绩斐然,闻名遐迩。报社派他去采访。  高勤荣白天采访,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和村支书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重庆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重庆“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重庆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重庆,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高勤荣反问。  “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高勤荣也怒了。  “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问。  专员不吭声了。高勤荣一拍桌子,摔门走人。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重庆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  单位领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高,你咋给专员那样说话?你得赔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过调查。我写的哪点不是事实?”  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后来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他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还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当时,运城行署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荣是好朋友,就把该地委向省委的汇报材料拿给他看,上面写着总投资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  高勤荣交了稿子后,人民日报很慎重,又派记者到运城落实,还在当地召开了几个农民座谈会,发了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在宾馆里,他翘着二郎腿,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组走后的两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假渗灌”的事情,文章最后还说:高勤荣仅是个普通党员,根本够不上省纪委调查的范围。  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高勤荣又带他们到他采访过的地方去调查。  使高勤荣悲伤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高勤荣你小心点,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担惊害怕,他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多次到重庆找人反映情况。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重庆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  爆料“房媳”  老高潜心研究互联网的传播。一个个举报线索,如何才能在当下传播?  他说:标题和140字以内的介绍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的线索,举报人举报的是一起因土地拆迁引发的斗殴,他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4个老婆10个娃”的事情。为了让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引起重视,必须懂得传播规律,“公众关注点很重要”。  该微博被大量转发后,该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资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离不开。能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兴。”老高说。  互联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高勤荣接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台跟进报道。  高勤荣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线索和爆料越来越多。  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预料,“房媳”家人非常愤怒,扬言要“收拾高勤荣”。  2月7日,他爆料:继山西“房媳”之后,运城又一干部持有4个身份证。第二天,《京华时报》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为银行行长办3户口以转移资产》,文中称,有爆料人称“房媳”丈夫孙红军为其哥儿们陈建辉也办理了多个户口,陈建辉目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运城市纪委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介入调查。着名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孙红军违规为他人办理多个户口的事实,“陈建辉是孙红军的铁哥儿们,孙红军在当公安局长时为其办理的户口。”  老高说,他的线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运城的爆料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风吹草动,总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他发短信,老高掌握了被举报人的一举一动。  高勤荣说,2月2日下午,在运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间,运城纪委在调查山西房媳事件过程中,某些人竟然将被举报人和证人安排在同一房间,同一时间谈话了解情况,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们媒体要跟进啊。”高勤荣说。377   拼装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或者  抢夺发生事故造成损害时,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私家侦探解答:------------ 私家侦探解答:由于转让人和受让人先后保有该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行为为盗窃人、抢劫人和抢夺人致害他人创造了条件,与该机动车致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条的规定,从保护受害人利益出发,判令转让人、受让人和盗窃人、抢劫人、抢夺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盗窃人、抢劫人、抢夺人逃逸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根据本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之后转让人和受让人可以向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进行追偿。第五十二条  【盗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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